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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教授张友明 留德23年后带技术团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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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研发的有关生物医药技术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可是在国内用的还很少，所以就想带回国内，也是做一点贡献。
张友明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994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是德国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旗下基因桥（Gene Bridges）生物技术公司首创者之一，随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德累斯顿技术大学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
2013年7月，张友明回国到山东大学任教，距离他1990年去德国已经整整23年。
张友明不单自己回国，还把他研究团队里的六七个中国人也带回了中国，甚至成功说服了一名优秀的德国学者到山东大学任教。
现在，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放弃德国国籍。目前，像张友明这样已经加入欧美国籍却主动放弃的人并不多。他想明白了：既然已经归国效力了，就不要两头牵挂，将来是要叶落归根的。
归国时不仅带回技术，还带回团队
“我本身是做技术的，我们发明的这个技术在国外用的很多，但是在国内用的很少，我想，这个技术在生物医药的产品产业链中能够起一些作用，所以还是应该在国内有所发展。”问及回国的原因，张友明对澎湃新闻如是说。
“倒不是为了收入，在外面收入要高很多，就是想在国内能做点事。”
不仅自己回国发展，而且张友明将他在德国时团队里的中国人，基本都带回他在山东大学所在的团队。
因为把团队主力都带回国了，所以张友明回来后 ，很快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回国第一年，他就在《自然杂志》的子刊物《自然纳米材料》上面发表了文章，影响因子超过34。
“因为这个技术在我手上，他们知道回国后发展应该不错。”张友明表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手下研究团队的人，和他一样都有家国情怀，“想要回国做点事”。
同时，张友明和他的团队也很感激他们回国后的发展平台，“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家也都能发挥自己作用。”
张友明说，他还特别感谢他的团队，回国之后帮他承担了很多科研工作。
以身说法，为山大引进一位德国学者
“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流人才引进一流人才。”张友明说他回国后，看到比较欣赏的科研人员，就会劝他们回国，“我就是以身说法，告诉他们我在国内的现状，我很高兴能为国家引进人才做一点贡献。”
不仅如此，张友明还为山东大学引进了一名很出色的德国学者，张友明说这个德国人以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他是法国派过来的德国专家，四年任期满了之后，经过张友明劝说和引荐，他最终选择了到山东大学工作。
“他的老家就是我在德国回国前的那个城市，经过我劝说，然后选择了到中国工作。”
带一个团队回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张友明说，在山东大学，虽然海归的中国学者有很多，但是能够真正把团队也带回国的专家并不是很多，张友明直言，这需要把团队建设得非常好。
“中国发展很快，快得出于意料，很多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发展得那么快，中国科研的体系，已经不比西方的差了，这是一个因素。”
“家国情怀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人是没必要回来，因为他在国外可能过得很舒服。”张友明说，他在德国上班每天朝九晚五，回到中国后，每天从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可能一直要做到晚上十二点，“没有点情怀的人，可能真的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正加快办理恢复国籍的手续
张友明去德国的时候26岁，这么多年，他认同的一直是中国文化，从没有变过。
现在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重新加入中国国籍、放弃德国国籍。张友明说，一开始是他夫人的建议，“既然已经决定回国发展，落叶归根了，那么拥有德国国籍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归国后，作为一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也遇到过一些现实上的麻烦。张友明举例：买火车票不能网购，必须到售票窗口买；在中国的银行只能办借记卡，不能办信用卡；出差很多宾馆没法住，只能住涉外宾馆。
还有一个原因，张友明想在学术上有进一步成就后，准备去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而申报中科院院士必须拥有中国国籍。
谈起当年加入德国籍的初衷，张友明说并没有复杂的原因，“当时在一个德国公司，因为业务的原因要到处跑（出差），拿着中国护照去其他国家很不方便。”
“现在既然已经回到中国发展了，我也就没有再想着回德国去养老。”
张友明说，山东大学也有一些拿到了国外的国籍或者永久居住权、现在回国任教的学者。“要放弃外国籍想要恢复中国籍的，（目前）还就是我一个。”
“加入中国籍其实不容易。” 张友明说，因为他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人才，有些有利条件，现在恢复国籍的手续正加快办理。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他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但是还需要德国方面出具一个文件，证明他放弃德国国籍，“德国那边有点卡我，我不只是学者，而且在德国做出了一定的成果。不过估计在一两年之内可以办得下来。”
女儿们曾独自在德国上学
张友明与夫人回国后，最担忧的是尚留在德国读书的两个女儿。
2013年张友明回国。一年之后，他的夫人也回国了，与张友明一起承担科研工作。张友明的夫人和张友明在厦门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张友明的学妹，也取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
当时他的小女儿只有16岁，在德国上中学，大女儿也在当地上大学。
“大的带着小的，就这么坚持了一两年。” 因为不放心，张友明每个季度都回去德国看看她们，两个女儿的生活、学习都是比较艰苦的。
他非常感谢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的支持，“如果孩子们没有足够强的独立能力的话，我也没法集中精力在国内发展。”
2016年，张友明小女儿高中毕业后和姐姐一起申请了间隔年，到中国陪父母，现在在山东大学里学中文。
“她们的第一语言是德语，中文我一直逼着她们学，现在，她们的中文也很好，听不出是在外国长大的孩子。”
张友明说，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为回国的选择后悔过。谈及未来，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当下，他相信即便在国内大学，他一样能够取得重要的成就和发展。
"千人计划"专家张友明：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让百姓受惠
千人计划专家、山东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友明
人才是第一资源。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一直是山东省人才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高层次人才在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有着显著成绩，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卓著，推动着山东省经济的发展。
山东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友明，第十批国家创新“千人计划”获得者，就是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到山东的科学家。1998年，张友明教授在德国工作期间，发明了DNA重组工程和直接克隆技术，解决了世界性难题，成为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军人。回国后，张教授一直致力于大基因及基因组工程技术和抗肿瘤新药物的研发，并且凭借海外工作经验，推动着微生物科研向产业化的转化。
在一个秋日的早晨，记者来到山东大学明德楼，见到了张友明教授。温和、平易，总是带着微笑，是记者对张教授的第一印象。在愉快的气氛中，记者开始了对张教授的专访。
人才山东：张教授您好，您曾在德国学习生活了23年，2013年选择回国发展。请您谈一谈您在德国的求学和生活经历，并说一说您决定回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又是为什么选择了山东大学？
张友明：我是1990年从北京去的德国。当时德国大使写信来说，需要两个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于是在卫生部的派遣下，我就去了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有近650年的历史，非常漂亮。当时我是在医学院学习。我的博士导师是德国留美回来的，出过国的德国人非常开放也非常友好，对我的学习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段时间里，我研究的内容就是肿瘤血管形成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当时，有一个问题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为什么东方女性特别是日本女性患乳腺癌的很少？我们就去做了调查，发现是因为日本人豆腐吃得多。那么，是不是豆腐里有抑制肿瘤的成分呢？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开始分离豆腐里的有效成分，研究它对肿瘤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豆腐里的某种成分对抑制肿瘤血管的作用确实非常明显，研究结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海德堡大学最优博士奖，这是海德堡大学授予博士的最高荣誉。
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了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EMBL），这个实验室属于欧盟。建设经费非常充足，里面的人才也都非常优秀。在实验室里，我开始做肿瘤研究。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医学界。西方人中，刚出生婴儿有很高比例患有新生儿急性白血病。这个概率非常高，而且治愈率非常低，一般婴儿六岁之前就会死亡。患有这类白血病的婴儿普遍存在染色体错位，我们就想通过人工制造染色体错位，来检验这类白血病是否真的由染色体错位导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错位的基因很大，传统的DNA克隆方法改造不了如此大的基因。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寻找改造DNA大分子的方法。最终，我们发明了新的技术，也就是Red/ET 重组工程技术，它比传统分子生物学更高级，解决了大的DNA分子问题，这在世界上是很大的突破性技术，而且它的应用前景也非常广阔。为了将这项技术转化成的产业成果，我们成立了基因桥公司。目前公司现在还在海德堡科技园，运营的非常好。
在公司，我一直做的是技术主管，负责研发工作，所以并没有放弃科研，期间也发表了很多很好的科学论文。从公司工作能回到山东大学科研单位，正是得益于科研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从2005年开始，我就一直想回国，但是迫于孩子太小，而且公司也刚走入正轨，没能成行。但是从2006年开始，我跟湖南师范大学和中科院亚热带生态研究所就有合作，从此慢慢开始参与国内的科研工作。到了2013年，山东大学招聘生命科学院院长，我就报名回来了。由于我的技术是跟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加吻合，所以就被聘为重点实验室主任。
山东大学平台好，山东人也豪爽，跟湖南人“直筒子”性格很像。我带的学生几个很出色的都是山东人，现在这些人都在我的实验室。我在德国培养的学生大部分都跟着我回来了，我的团队很强大，对这一点我很自豪。
人才山东：您刚才谈到了针对肿瘤您所做的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现在治疗癌症，针对不同肿瘤进行的靶向治疗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的DNA克隆技术受片段大小制约，在克隆改造产生抗癌药物的大基因片段时，风险大，成本高。由此导致抗癌药物价格也非常昂贵，那么，您是怎样克服这一难关的？
张友明：药物研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一直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化到产品当中，真正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抗肿瘤药物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我国每年有300多万肿瘤病人死亡，死亡率居于世界的前位。而且，肿瘤病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来自贫困地区，很多病人迫于经济压力，会直接放弃治疗。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现状。
目前肿瘤的治疗药物，分为靶向药物和化疗药物。也就是生物治疗和化学治疗。化疗的缺点是不仅杀死肿瘤细胞，对身体其他部位也会造成伤害。比较来说，靶向治疗药物，只针对肿瘤，对人体的伤害要小得多。但是，由于靶向药物的成本非常高，一个治疗周期至少需要几十万的医疗成本，对大部分国内平民来说是治不起的。
为了降低靶向药物的成本，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微生物药物领域。这也属于靶向治疗，只不过不再将有效成分从微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是将微生物定植于肿瘤里面，在定点位置产生抗肿瘤药物。同时，微生物自己可以还扩增，产生药物杀死肿瘤。最重要的是，微生物只是定植于肿瘤里，不在其它组织成活，所以药物不会对人体的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如果此项研究能够真正有效果，转化成药物，它的成本是很低的。这也是我做研究的初衷，就是为普通老百姓做点贡献。
人才山东：目前我们国家一直在倡导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张友明：我本人原来是在公司里工作，对转化看得很重。这些年山东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八十多项专利技术，但是只有少数专利被转化。技术只有转化才有意义，我的很大精力放在了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上面。前几天，山东大学与德州／禹城共建了生物工程应用技术研究院，主要用于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现在国家对科研的要求非常正确，做科研的人不应该只发表文章，也得有产业化的成果，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转化成生产力，科技成果才有意义。
人才山东：我们了解到，您回到山大以后，组建了一个年轻的科研团队，咱们实验室在人才培养方面情况如何？
张友明：准确的说，这个年轻科研团队，是我在德国开始组建的。目前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已经有三四十个人。能做成这么大的团队跟山东大学的关系很大，在引进人才申请资源等方面山东大学都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
此外，山东大学-Helmholtz 生物技术研究所，于去年建立，已经在青岛运作。山东大学-Helmholtz 生物技术研究所由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德国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和药物科学研究所共同建立，这为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平台，进行资源共享提供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将聘请德国科学家来青岛对我们的硕士、博士进行联合培养，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他们的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