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东亚大陆的拥有者,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时代里,中国一直是东方世界的天然主宰。地处北温带的长江——黄河两大地缘板块,为华夏文明的繁衍和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部的高原和荒漠,在阻碍中国与世界其他主流文明交流的同时,却也为其之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尽管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势力,从未间断对华夏农耕文明的侵袭;但依仗自身强大的地缘实力,中国在大多数时候仍能将其拒之门外。而且,游牧文明的落后属性,导致其即便入主中原,也无法实现对华夏文明的取代,反而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一句“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虽是出自三千年前的孔子之口,但其本质,却是基于东亚大陆特殊地缘结构,对华夏文明在东方世界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的精准描述。
不过,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生产方式的质变,颠覆了农耕时代的法则。随着文明的进步,关山不再是阻隔,海洋转变为通途。东方世界的封闭属性从此不复存在。
很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不仅不是这场改变的发动者,甚至在融入变革浪潮时,也是姗姗来迟。千年王者的崇高地位,使古典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显得过于骄傲和不屑,以至于他们忽视了这种变革的深刻内涵;而华夏文明的庞大身躯,更导致它即便在成色上已经落伍,但仍可凭借自身体量,将已脱胎换骨的“蛮夷”拒之门外。
只是,工业所蕴含的能量,远不是传统农业所能比拟的。待到工业革命发生,西方工业文明在层次上迈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至此,仍处于农耕时代的华夏文明再也不能仅凭体量独善其身。相反,由于之前的抗拒,使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文明的积累,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发现自己在文明程度上已远远落后于以前的“蛮夷”。更为让人痛心的是,之前借之为凭的庞大身躯,不仅不能再为自己提供庇护,甚至成为先发文明觊觎的肥肉!
属国被抢走了,领土被割让了,连国都被攻破了。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战败的历史,中国有过,亡国的历史,中国也并非未曾经历。但在这次之前,中国面临的所有入侵者,都是文明程度上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所谓“蛮夷”。
对蛮夷而言,即便占领中国,这种成功也只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文明程度的大幅落后,使他们无法在文明体系上,替代华夏原先的位置。反倒是他们自己,为了维护得来不易的果实,抛弃了原先的落后文明,融入到华夏的先进体系当中,而其自身,最终也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但这一次,华夏所面对的,是在文明发达程度上,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这意味着,如果这次中国再次亡国,那它不会再重复古代的循环。征服者的手上,有远胜于华夏文明的新式文明体系,能够对其实现覆盖式的替换。换句话说,这一次的失败,华夏文明要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亡国,还有文化上的灭种。
当然,有些对西方推崇备至的人会说,既然已经落伍,那么文化上的灭种也没什么不好。起码在全盘接纳先进文明体系后,中国人的生活会更胜从前。
这话看似有些道理,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文明体系被人替换,意味着华夏民族失去了主宰自身命运的机会。换句话说,这种替换,只会以有利于征服者的方式来进行。在此过程中,征服者必然大肆劫掠,并且竭力打压华夏民族追赶自己的任何努力。
在这一点上,非洲就是最好的先例。欧洲人对黑非洲原始文明的替换,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攫取利益,而绝非让那片土地上的黑人同享文明果实。时至今日,非洲依然是一片贫困的大陆,除了输出原材料,黑非洲依然没有任何享受现代文明的本钱。这就是弱后文明体系被先进征服者替换的后果。
而“非洲模式”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征服者还有更坏的方式。如果征服者觊觎的不仅仅是财富,还包括被征服者的土地,那么他们的文明替换方式,就不仅仅是文化灭种这么简单了,还包括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
地理大发现后的美洲就是这种方式的践行之地。在被代表先进文明的欧洲人征服后,印第安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先到的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英吉利、美利坚,无不以屠杀印第安土著的方式,来为自身民族的繁衍谋取空间。
当然,美洲的文明替换成功了。地理大发现前原始的印第安文明,被替换成了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美洲人的称谓,也由印第安黄种人,被替换成了欧洲白种人、或者白人男性侵略者强占印第安女人后留下的混血。
中国也同样遭受过“美洲模式”的威胁。东瀛列岛上的大和民族,就曾经在短短十数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以当时日本的对华优势,若假以时日,在东北、甚至中国实现“美洲式文明替换”也未必不可能。如果这一切最终完成,深受中华古典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也许会接过“中国人”的称谓——正如曾经的欧洲人在美洲那般。只是,这对在此地繁衍千年的华夏民族来说,那便是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
所幸,中国最终没有亡国。虽然在这场千年未有之危机中,华夏民族损失了无数生命和财富,丢失了全部属国和大片领土,但仍继续将这片大陆的主要部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相较于危机之前大为减少,但放之于当今世界,仍是第一流的大国资本。
而更为重要的是,华夏文明的独立性,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丧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畅谈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
只是,大国的体量,只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潜能,要将之变现,仍需突破种种障碍。这种障碍既包括内部的困境,也包括外部的阻扰。
这两种因素中,内因自然是最基本和主要的,中国也在这一层面上反复纠结。不过时至今日,这一局面已大有改观。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终于坐稳了全球第二的宝座,综合国力也基本坐稳次席。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内部就已没有问题,相反,在某些方面问题还相当严重——政治腐败、体制梗阻、道德崩溃、环境危机、贫富差距、资本剥削等等,都对中国内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种种,都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无论是英法俄、还是德日美、世界主流大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相似的问题,中国想例外本就不大可能。
不过,由于先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通过殖民和对外掠夺等方式减轻矛盾,而当下的国际环境中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遭遇的危机必然较先发列强更大更深。
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危机不可避免,但要以此断定中国必然失败,则未免过于悲观。从本质上说,无论腐败也好、污染也罢,种种问题都不可避免,但只要将其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程度,便不至于对国家构成致命威胁。既然先发列强可以突破阻碍,实现涅槃,那中国也没道理不能效仿。在现实层面中,虽然当下的国人对中国政府多有诟病,但国家在政治上却仍然稳定,经济也继续发展,这足以证明,这种种问题,尚不能对中国构成致命威胁。
既然内部负面影响远未“过界”,那么接下来,我们便把目光投入到制约中国崛起的外部因素当中。这也是这一系列文章的关注所在。
中国在崛起和复兴的长路上,不可避免的要与世界广泛接触,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这既是大国地位的体现,更是中国维护并拓展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的庞大体量,又决定了其之崛起,必然会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并引发国际政经体系的重新洗牌。无论是旧有秩序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还是与中国存在现有或潜在利益冲突的相关方,都会因此对中国产生疑虑。这种疑虑的产生,或是因为某方面受到威胁,或是某些利益会因此不再,甚至仅仅是因为不确定性而心生不安。但无论哪一种,都对中国的崛起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会面对这种阻扰。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成功突破,成就大国伟业——比如近代的英、美;有的失败收场,国家毁灭乃至肢解,比如德、日以及奥匈;还有的,虽然一时得势,然而却在持续的对外博弈中耗光家底,至今仍在复兴的道路苦苦挣扎,这一典型,则是苏联——俄罗斯。
如今,轮到中国发起挑战。那么,面对外部重重阻扰,中国又如何才能突出重围,完成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当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合作、利益捆绑、战略挤压、政治上的合纵连横,甚至极端情况下的军事冲突,都是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可选之项。
只不过,这一系列文章,并不是要对国家复兴做一个系统性的论述。毕竟这是一套极为复杂的战略,我是肯定没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的。但是,对各个相关国家(地区),当他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会有的正常反应和做法做一个简单分析,并对其战略选择和走向做一个粗浅判断,这个我或许还是可以差差做到的。
当然,既然是分析判断,那就需要有一个标准,或者说,需要有一个维度和视角,以此为标准,得出的结论才比较有根据。
可以充当这个维度和视角的选项有很多——历史渊源、文化宗教、民族种族、政治体制、经济联系等等,都可以作为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因素。但是我想,这一切都不是最主要的,或者说不是最本质的。而地缘关系,这种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距离远近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明联系,是决定国家交往中行为最基本的要素。尤其是基于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地域形式而形成的地缘政治,是分析、预测国家战略形势和有关政治行为的最根本依据。而历史,又是阐释地缘关系的一个较好载体
所以,我们就从历史和地缘的视角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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